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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说到“神”，还真有二位“神”保佑着叶总督，此神即吕洞宾与李太白。叶氏父，喜扶乩，叶氏为其建“长春仙馆”以居之，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每遇军机进止，叶氏咸决于乩语。“敌必退”，亦为神示，这让叶氏更趋于“不信苍生信鬼神”。

当年十一月辛未（12月1日），广州百姓纵火烧西关外十三行洋楼，美、法、英商行及英国使馆尽成焦土，毁丧资财无算。

如果排除了叶名琛的鼓励，将火烧外国商行视为广州人自发的“群众运动”，这大抵是连月炮轰引发了报复。而在英国人看来，这又是求之不得的事变——烧了我的财产，不但寻衅更有理由，又烧了美、法两国的财产，还让我扩大了同盟军。作为报复的报复，英军又纵火焚烧了广州城外缘濠数千家商店、民居。一周后，英军退泊大黄窖炮台，又遁向香港。

还在英国人退兵之前，叶名琛就上奏咸丰帝，隐瞒败情，虚报战功，说自己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先后击伤击毙敌人百多人，甚至连英军总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也被当场打死。就是这一派谎言又哄得咸丰帝喜不自胜，在给叶氏的谕旨中吩咐道：“倘该酋因连败之后，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事端。”以败为胜，历史又演绎了一段笑话。

商行被烧，促成了英国政府对华战争议案的通过。负责对华战争的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在咸丰七年（1857）六月到达香港，因为侵华远征军未至，战期延误到当年冬天。

十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2月1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一、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及马赖神父事件一切损失；三、请政府派“平议大臣”与英、法举行“修约”谈判。并照会叶名琛十日内应允前二款，届时不应，即行开战。

没等到十天，仅过了两天，叶名琛便复照英法二使，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叶名琛的“经验主义”在这时主宰了他，因为他有闭门不纳的经验，也有死不认账的经验。

叶名琛的拒绝，使战争再也不能避免。

此后的事态发展了无悬念——因为一年之前一千多英国兵都能闯入广州城闲庭信步，如今英法两国集结战舰五十多艘，兵力一万多人，占领广州，直如探囊取物耳。

十一月九日，即公历12月24日，叶名琛接英、法双方照会，说事务已交军方处置。

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发出照会，限两天内清军撤出广州九十里之外。叶氏对此，复照拒绝。

两天过去，英、法联军并未进攻。叶名琛在吕洞宾、李太白两位神仙面前扶乩而卜，卦语无不大吉大利。僚属见寇势日迫，请调兵设防，叶氏不许；请召集团练，又不许。众固请，叶名琛胸有成竹地答曰：“汝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　过十五日无事，即扶乩之谶言也。

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历12月26日，英、法联军张榜城外，限24小时破城，劝商民暂避烽火。次日，联军群炮齐射，两广总督衙署炮痕累累。闻炮声，官兵皆逃匿一空。叶名琛独坐官斋，翻阅文案，口中喃喃而语：“只此一阵，便可无事。”督衙被毁，实在难以清坐摆谱，当日，叶氏微服奔粤华书院。十一月十四日，即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到了这个时候，叶名琛才传令，悬万金，调潮勇反攻，战良久，皆无功。

广东巡抚柏贵传檄粤绅伍崇曜等人与联军议和，叶名琛仍以“断不许进城”五字为嘱。此时，广州城已在联军之手！

和议不成，联军搜捕叶名琛又急。狼狈中，叶氏逃入左副都统衙署。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858年1月5日，叶氏被英军搜出，押上军舰。

叶名琛的扶乩之语总算应验了。“过十五日必无事”，印证无误。因为“十四日”广州失陷，“十五”确乎再也没有叶名琛的“事”了。

没有“政事”，但有“后事”。叶名琛被捕后，英军备一大轿，请叶入坐。叶氏冠带翎顶如平时，故市民见之亦不惊不诈。这顶官轿飞快地踏过飞桥，穿城而出；黄昏，有小舢板接应，请上火轮船。从者仅余数人，有人以手指河，以目传语，暗示他赴水自尽，以成大节；叶名琛瞠目不悟，或者他还在梦中，自以为是个人物。

船至香港，居于一室，每日亲作书画，以应洋人之请。从者力劝不可署姓名，乃自署“海上苏武”。？輦？輮？訛　叶名琛忽略了，苏武是奉使被扣，无亏大节小节，他自己却是贻误国事，城破被俘，事不尽职，义不尽忠，与苏武有云壤之异也。

咸丰八年春二月，英人挟叶名琛至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上，实行软禁。咸丰九年三月丁丑，叶氏卒于禁所。英国人敛以铁棺松椁，浸以水银，连同他的幽禁诗作，一并送归广州。

就在叶名琛被英人虏去第三天，以八旗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等一批军政大员联名上奏，向咸丰皇帝报告战败城破的实情，并弹劾叶名琛失职误国。咸丰帝接奏大惊，因为十日前他才收到叶名琛的奏捷之折呢。皇帝绝望了，下旨，以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

叶名琛以他的“不作为”儿戏国事，复以他的精神胜利招至国家耻辱。

叶名琛终于让通过谈判、可以和平解决的国际争端诉诸战争。于是，他创造了一项奇迹，即：一个人，将国家民族拖入战争，拖入灾难，拖入无穷无尽的麻烦……

当我们通过上文简要勾勒了叶名琛的外交作为时，读者便有可能获得一点历史的清醒，从爱国主义的主流历史话语中得到一息解脱。因为说千道万，单纯地谴责历史的敌人，并不能阻滞现实的迷惘。

广州失陷，是圆明园大火的序曲。英、法联军箭在弦上，大清军队“血肉”篱笆，炮声未响，胜负已判，咸丰皇帝逃难的日子就在眼前！

我们的声音依然微弱。但是我们怀疑那一串连续的历史说教皆因“宣传使命”而维持高调。出之嘤鸣之意，我们想引用另一个人的微弱之音，作为呼应。他是蔡东藩，因为不属新派，看人看事故能中肯。在《清史演义》第六十六回故事终结，蔡氏评曰：

若叶名琛之种种颟顸；种种迁延，误粤东，并误中国，不特清室受累，即相延至今，亦为彼贻误不少。列强环伺，连鸡并栖，皆自名琛启之。误中国者名琛，名琛之所以自误者，一愚字而已……一愚者在上，则众愚亦俱至，穆、柏诸人之为叶辅是也。

立此存照，照昔照今，愚人理政，蠢人当国，误己误矣，若其误国而误民，岂能永远默默容他！

其实，当代人评当代事虽不尽冷静但亦有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处。粤人评叶名琛误国语，即颇为冷隽：“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肝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此民间闲话，可为叶氏盖棺之论。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历史学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认识：“在1857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就在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法国、俄国和美国对中国经济开发的潜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公使常驻北京的持续拒绝意味着中英关系将受偶发事件支配。‘亚罗’号船事件只是一件小事，本可以由一名能干的北京外交官迅速而友善地处理好。”可惜，在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能干”的外交官。但是大清国并不乏“败事”之徒。

二、僧格林沁北塘纵敌

从“误国”的罪案上审视，将僧格林沁与叶名琛并列，原非本书作者的发明。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见证人郭嵩焘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即将此二人与琦善、耆英斥为办理夷务的“四凶”。？輦？輱？訛　依了郭氏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理解，甚至连林则徐都属于贻误事机的人，鉴于林氏心术正大，才不被目为“凶”类。

历史评判，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见仁见智的体系，有众口铄金，亦有一言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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